# 3月22日：no country for old men, “老无所依”的西班牙人 \[By Fan]

《老无所依》，因为标题的缘故，我一直以为科恩兄弟2007年的这部奥斯卡获奖电影讲的是老年人因为没有从政府领取到养老金，被排挤到社会边缘的故事。可实际上，电影是用“后西部片”的形式说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连环凶手的冷血故事。

虽然看完电影后的我也没有明白为何这个片子会起一个这样的名字，但我喜欢它的原名，no country for old men，它像一句宣言，如现实一样昭然若揭：现在的欧洲，尤其是疫情最为严峻的意大利，西班牙，no country for old men的故事天天上演。就算不是我主观臆想中的养老金保障，这个社会还有更多的问题能把老年人置于“悬崖边缘“。

在西班牙，关于新冠病毒造成死亡的报道最初的标题都是“一个88岁的老年人死亡，他生前患有心血管疾病”。在这种报道倾向下，如果你未满70岁，并且没有患有其他基础性疾病，或者你近期没有去过意大利旅行，那么恭喜你，新冠病毒对你没有“任何威胁”，虽然在这个国家每天都有老人在死去，但你可以继续你的正常生活，去电影院看电影，去踢足球，或者去酒吧喝酒，夜夜笙歌，远在万里之外的“武汉病毒”对你来说不过是一个饭桌上的话题，一个喝酒时的谈资。

然而并没有任何一家媒体的报道告诉我们在西班牙病情传播初期，感染人数多为意大利输入案例的情况下，这些住在养老院里，深居简出的老年人究竟是如何染上新冠病毒的。与中国的媒体不同的是，出于隐私或者其他不知名的缘故，西方媒体并不公布确诊病人的活动轨迹，因此这一个个在沉默中死去的老人都成了这场病毒“凶杀案“中的悬案，而报道的每个读者都是不知名的“私家侦探“，在文章的只言片语中寻找破案的蛛丝马迹。

而这次的新冠危机，也让我不禁思考一向标榜“新闻自由“的西方媒体，究竟报道的尺度在哪里？他们是否在西班牙的疫情来临前给予过老年人足够的警示，又在疫情蔓延后还原事实以警告后人？如今的西方媒体笔下的“新冠危机“早已不是民主或者独裁一刀切的问题了，它是在ICU病房一条条和时间赛跑，和死神博弈的生命。如何更快地结束疫情，让大家从封城，闭门不出的状态中回到自己原本的生活中去，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在国内我和老人接触的机会不多，但是西班牙是一个有着4700万人口，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900万的国家，当老人这个词在我脑海中浮现的时候，我想起的是我在学校图书馆的朋友，Manuel是金融专业的退休教授，退休后“重返校园”当起了学生，在我们大学学习语言学和艺术史，每天拎着公文包悠哉悠哉地来图书馆学习；Francine是我在法盟的法语老师，一个头发已经花白的比利时女人，虽然已近退休年龄，每天工作还是忙得不亦乐乎，出于对环保的重视，她坐地铁通勤，绝不买车；我想起的还有每次去音乐会，电影院，坐在我旁边的那些老人们，老奶奶们化妆出门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牵着老爷爷的手去看电影或者听音乐会，自得其乐的样子。

但是我在西班牙媒体上读到的最新的新闻已经是“如果重症监护病房崩溃，会根据病人的情况做评估是否进行抢救”，与此同时，“医生们也收到了职业道德指南”，告诉他们谁该救，谁不该救。老人身上的呼吸器已经被医生拿了下来放在了年轻人的身上。

在这个老无所依的社会，西班牙的死亡人数已经变成了每三分钟一个人，其中95%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