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推开世界的门 [by shumang]

三月以来，东风开始压倒西风。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相继沦陷于新冠病毒之后，美国也开始全免崩溃。从一月份开始，我早晨睡醒翻看手机的时候，时不时都会有几条国内亲友的微信留言，只不过从三月份开始，这些留言的内容从一二月的「你怎么看X问题」逐渐还是变成了三月的「你屯物资了吗」、「你们那有没有病例」、「听说美国人开始屯枪了」和「打不打算回国」。感谢大家关心，生活和防护物资目前都比较充沛。印第安纳本周开始大规模检测，截至今天确诊已达477例，死亡达14例，本地所在的门罗郡共有5例确诊。州长Eric Holcomb几天前刚刚下发了全州范围内的居家令。在纽约、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等地时有发生的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和暴力犯罪，在布卢明顿这样的自由派大学城不那么容易出现。由于这学期自己独立教课，尽管本学期剩下的所有课程都已转成网课，我也得站好这班岗，在城里把教学任务完成，对学生负责，因此短期内是不能翘班回家的。

不过镇上的中国学生是肉眼可见地减少了。本镇中国人社群的中流砥柱，中国超市「榕城」的老板娘说，七成中国学生顾客都打算回国。在不少学校开始封闭校舍的情况下，尽管一部分学校保留了让国际生申诉的渠道，住宿问题也成了让不少人——主要是住在校舍的本科生——困扰的难题。加上春假延长，剩余课程在网上进行，不少学生的确有理由觉得留在美国意义不大。这波回国的大潮也给奋战已久的国内医疗防疫系统带来了新的压力。北京已经把国际入港航班分流到各地，上海边检的检疫人员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逐渐变成常态。已经关在家中许久的国内朋友们，则有不少开始担忧这些可能的输入性病例会重新感染官方数据上已经病例清零的各个省市。在几个归国留学生与防疫工作者产生矛盾的事件发生之后，在这波归国潮里返乡的留学生开始面对「贵族病」、「不负责任只想占便宜」这样的指控。

一些留学生的行为该不该批评、该怎么批评是一回事。另一个问题是，在国际交通和国际经济根本无法彻底切断的情况下，病例一步清零之后就不再反弹的期待本身就是很难实现的。但零病例的数据确实能大振士气，更能在全球性灾难到来几个月后提供一种久违的「控制感」。绝对的「零」象征着绝对的安全感，它不仅代表着疫情已经得到控制，更代表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也重回正轨。在这个时候，打乱这个逐渐安宁的画面的噪点无疑又把风险以及对风险的恐惧带回了我们对生活的想象之中。

「二战后兴起的福利社会是一种恐惧风险的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海因茨·布德（Heinz Bude）在2014年的小册子《恐惧社会》（Society of Fear）中提出的论断。布德认为，在二战后相对和平繁荣的社会里，像战争、核威胁之类的能动摇整个时代的危机不再时不时地威胁经济相对发达的社会。在这段和平时光里，逐渐发展起来的社会福利体制保障了中产阶级生活的下限。从常理来看，我们会认为大的威胁消失了，社会总体的风险就减少了，我们的恐惧也就同时减少了。但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并没有真的发生。当社会总体走向繁荣，生活的重心从抵御威胁转化成个人的自我实现，那些对战争之类的大威胁的恐惧，就被转化成了担心社会的上升渠道和个人的生活方式会不会被破坏的恐惧。换句话说，恐惧被转化成了细碎的焦虑。

焦虑的根基是失控感，是我们默认生活中的种种细节都是确定的、熟悉的、受我们掌握的。默认了这一点，细微的变化和不稳定才会带来难以自制的焦虑。这样的心态，的确只有在相对和平繁荣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形成。在这种意识主导的社会里，社会结构中的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因素在大多时候是会被淡化甚至屏蔽的。尤其是中产阶级出身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第一次看到的社会的样子，仿佛是一个安全措施良好的游乐园。游乐园里有一些上升的梯子，爬上去的人能把自己的生活状态向上提高一个等级。我们固然也需要担心跌下来，但担心的主要也只是跌下来，而不是整个梯子，甚至整个游乐园的倒掉。

我们不再经受恐惧的洗礼，固然是件让人舒服的好事，但也不总是件好事。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追求控制感会导致我们动不动就如临大敌。从防疫的角度来说，我和两个月前国内的朋友们一样，尽量减少出门，出门戴好口罩，做好保护工作，大幅减少人际接触。但我也清楚，在特朗普政府反应迟钝、思路混乱的前提下，在全美乃至全球疫情短期内不会退潮的情况下，拥有一个大学城这种国际国内交流频发地的印第安纳州门罗郡不可能独善其身。那个直到几天前才宣布的第一个确诊病例，无非是个迟到的必然而已。既然如此，我也就放弃了每日为新增的确诊数据和死亡数据忧愁，放弃为特朗普每天在推特上的搞笑发言忧愁，因为那本就不是任何一个个人控制得了的事。

这并不让人绝望。相反，之所以意识到人其实从不能控制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是因为我们只要稍微有点历史视角，就会知道今天我们经历的全球危机，既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只要稍微有点第三世界视角，就会知道哪怕像「勤洗手」这种简单有效的防疫建议，在今天世界上那些一周最多能洗一次澡的地方，仍显得过于奢侈；只要稍微有点社会视角，就会知道除了医务人员显而易见的牺牲之外，在隔离时期使社会免于完全失控的未必是居家隔离的人们，而是三年前被「低端人口」这个词指代的快递员、清洁工这些让倾覆中的社会勉强运行的骨干。不管是从时间纵轴还是从地理横轴来看，我们在这个瞬间里经历的危机，要么是历史上各个时代的人都经历过的，要么是一个时代里某些地方的人的一生。如果时间和地点的座标系能告诉我们什么，那大概就是可控感是稀有的，不确定性才是永恒的。

用我的好友一格的话来说，「只有放弃对任何事物有控制权的幻想，才能拥有当下片刻的清醒。」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省掉很多为纯粹的偶然寻找解释的无谓努力。危机一旦有了解释，我们也就有了些许安全感。哪怕这种解释中包含着最凶险的敌人与最大的恶意，我们也能稍微稳住阵脚，让自己相信，此刻的悲苦都是有来源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在世界各地的历史上，每当大危机爆发，阴谋论的影子总是如影随形。因为哪怕是牵强且充满事实错误的阴谋论，至少也提供了一种「事出有因」的感觉，让焦虑获得了一个虚拟的对象。相比虚拟的愤怒来说，「疾病从天而降」这种无边无际的不确定性和由此而来的焦虑恐怕才是充满了安全感的社会里呆久了的人最承担不起的沉重。

可这种安稳生活随时有可能破灭的荒诞，正是现代世界的底色。我曾在各种场合为危机面前的恐慌辩护，因为没有恐慌，我们甚至无法意识到危机的到来。可在恐慌之后，如果我们看不见恐慌的根源是我们因为在和平年代繁荣社会里生活久了所养成的控制感，那一次恐慌也就无法形成多么深刻的经验，我们也就只能在下一次恐慌到来之前的间隙里稍事喘息，却不能找到那扇通往现实世界的门。

推开那扇通往世界的门的之后，我们获得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但如果万事万物都没有那么确定和可靠，那么给万事万物赋予意义的人，就只能是我们自己。正因如此，这也是一个解放了的、自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