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海外 [by 暴力喵]

早在一月底的时候就想过要记录，但迟迟动不了笔。那个时候满心都是震惊，掺杂些许绝望和大量焦虑，甚至现在都没有办法回忆起那种压力下的感受。虽然朋友们都在鼓励彼此要记录下来这些很私人又很共通的体会，但直到现在才开始敲键盘。

那个时候的体验，用”政治性抑郁“这个热词形容，也不一定准确。作为在海外的中国人，好像灵魂的每一条经纬都系在国内，实际上也的确如此。武汉封城的第一周，正常行政组织全面停摆，一切物资调配、人员安置，自助与互助，全部依赖于人们的自我调动和协调。海外的留学生们联系校友会和华人组织沟通国内不必说，有海内外联系的、具有极高专业素养的志愿者，以匪夷所思的效率打通资源流通渠道，基本上是封城区域的第一根救命稻草。在加州的好友加入了时差咨询师组织，利用中美时差，白天的时候对夜晚崩溃的武汉地区医护人员进行心理援助。其实那时候感受到的是一种撕扯：一面是难以置信的治理失控和人道主义危机，一面是整个华人社会，海内与海外的公民自组织联动。一面是于龌龊的寒心，一面是于热血的欣慰。但无论哪一种都在相当的距离之外。像我这样需要靠参与减轻压力的人，对于自己什么都做不了这件事非常难接受。这种隔岸相望的万箭穿心之感，是“海外”身份的第一层。

等疫情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开始肆虐，隔岸的海啸终于近到跟前了。这个时候带着惶恐和对别国政府的不信任回国的海外华人，突然又进入里外不是人的境地。海外华人时常会在各种情形下遭遇尴尬，这早已不新鲜。到哪里都自带外来感，从我第一次由美国回国到现在，从来都一样。但这次，回涌的惊慌失措的海外中国人，相当一部分是留学生，被视为“倒灌”的疫情，晕舆论上早已收获话里话外的闷钉子。“从海外倒灌回来的咸水”，这是我脑子里一直出现的超现实景象。

学校于昨日晚间不声不响发邮件，给住在校园内的学生六天时间清空住房。本地学生该回家的回家，然后迅速组织起要求学校返还住宿款的请愿。隔壁Ohio的学校冲突早已上升到和校警硬扛，相比之下IU的学生们隐忍得多。国际生除了隐忍也没有多少选择，再有就是跟学校提出申请保留当前住宿。学校此举到底是为了预防疫情爆发，还是爆发以后方便免除责任，还是二者兼有，现在都不那么重要了。我的朋友兼同事，她们一家两个老人，两个孩子，还有她和她先生，都住在学校的公寓里。不知道如果学校最终执意赶人，她们一家六口要如何安顿。这种对于未来动荡难以预料的痛苦，以及随之而来一家子都牵动的压力，我朋友迄今尚撑得住，真是令我钦佩万分。

这种随时随地遭遇变故的不安定感，是“海外”带来的第二重体验。以前我跟一码农同事闲聊的时候，他表达的忧虑就是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不安定。合法移动的权力被雇佣关系绑架，导致在异国土地上做的一切都是可随时被剥夺的“慷慨”。收入高了未必能花钱买到这样的安定感，因为钱的存在是当下，而不安定感玩弄和剥削的是未来，海外的人，都因未来而奋斗，也因为来而绝望，甚至一小点关乎未来的变数都是沉甸甸压在肩头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