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的体验，用”政治性抑郁“这个热词形容，也不一定准确。作为在海外的中国人，好像灵魂的每一条经纬都系在国内，实际上也的确如此。武汉封城的第一周，正常行政组织全面停摆，一切物资调配、人员安置，自助与互助，全部依赖于人们的自我调动和协调。海外的留学生们联系校友会和华人组织沟通国内不必说，有海内外联系的、具有极高专业素养的志愿者，以匪夷所思的效率打通资源流通渠道，基本上是封城区域的第一根救命稻草。在加州的好友加入了时差咨询师组织，利用中美时差，白天的时候对夜晚崩溃的武汉地区医护人员进行心理援助。其实那时候感受到的是一种撕扯：一面是难以置信的治理失控和人道主义危机，一面是整个华人社会，海内与海外的公民自组织联动。一面是于龌龊的寒心，一面是于热血的欣慰。但无论哪一种都在相当的距离之外。像我这样需要靠参与减轻压力的人，对于自己什么都做不了这件事非常难接受。这种隔岸相望的万箭穿心之感，是“海外”身份的第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