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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戴口罩吗? [By Wendy]

戴与不戴,都是选择

说到戴口罩,两派分明。戴的人认为,带上口罩,可阻挡含病毒飞沫,对自己有个心理安慰,也能向他人传递信号:我高度重视疫情,且已经做好防护了。这似乎已然成为东亚地区的共识。选择不戴口罩,则常见于欧美国家。不戴者认为,生病的人才需要口罩,而且口罩是否能防御传染,还未有科学定论。戴不好口罩,也容易让病毒趁虚而入,长期戴则容易呼吸不畅。人们忍不住摸口罩外侧,说不定反而增加了感染几率。在口罩短缺的情况下,更应将口罩留给已有症状的人、照顾患者的亲属、看护和医护人员。

戴与不戴的争论,也成为观察社会心理的窗口。当不戴口罩成为社会准则,戴口罩的亚裔遭袭的新闻屡见报端,平日里,带上口罩,也总能引起躲闪、嘲笑甚至训斥,导致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去亚洲或中国超市才敢安心戴上。在囤货时,华裔先忙着抢口罩,而其他大部分美国人则忙着抢消毒水、洗手液,以及(大家都难以理解的)厕纸。戴口罩的时机、地点,和囤口罩的数量,都是要谨慎拿捏的。作为少数派遭受白眼,还是作为多数派暴露在感染环境里,随着健康危机袭来,也成了一道取舍的难题。

有心理学家指出,戴口罩,能让我们在惊慌失措时,重拾对局势的掌控感,即产生“控制的幻觉” (illusion of control)。比如,有研究表明,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在驾车时,不太可能发生事故,但作为乘客时,则更为担心。也就是说,坐上司机的座位,人们会不自觉产生“我可以hold住方向”的错觉,虽然并不能有实实在在的安全担保。

同理,买彩票时,人们也认为自己挑数字,与电脑随机选数字相比,中奖几率更大,是冥冥中的“掌控力”使然。所以,可能戴口罩也有类似的作用,戴上总是能缓解焦虑,暗示我已经尽我所能,管好自己了。心理学家还指出,戴口罩还有可能跟其他的心理现象相关:比如,人们热衷跟风,容易模仿他人的做法。别人戴了,我也跟着戴,反之亦然;也有可能是,戴上口罩,给了我们在危险区“试探”的冲动,更无惧在感染源间穿行。正如,如果一辆车上添了新的安全特性,人们开车就更鲁莽。

就社会文化而言,未经研究证实的个人观察是,用集体行动和文化规范自我,是东亚社会的长期选择。戴口罩,乃至追逐当下时尚、引导消费主义,追求“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青春,及信奉“虎父底下无犬子”的育儿,都是在要求一致、倾向主流中,彼此参照,暗中较劲。往往要么是整个社会更快地接受潮流,形成一致的理念,要么固守传统,难以接纳新兴的个体声音。快和慢,都迅速或迟缓得难以预测。像在东亚社会这种广泛、快速的行为习得,在崇尚个性化和个人追求的欧美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因为早些时候,由于感染速率低,欧美国家的民众对于危险的感知也比东亚居民弱,外加官方口径可能有意平缓社会情绪,避免抢购加重短缺,不戴口罩就变得顺理成章。而且,历史参照系不同,感受和判断也不同。经历过高传染率和高致死率的SARS疫情,中日等国有更为强烈的集体防疫意识。而美国,则是曾遭遇感染率高但致死率更低的H1N1,多以“大号流感”的叙事来解构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

但可以观察到,疫情迅速蔓延后,口罩也愈加被人接受了。在疫情集中的纽约、D.C,2月底和3月初,都有友人目睹一些非亚裔人士开始戴着口罩走在街上。人们的态度变得更为包容,一番寒暄过后,开始询问购买口罩的渠道,抱怨总是买不到。

不同族裔的防疫态度,确实有别。根据数据调查公司YouGov和《经济学人》杂志的联合问卷显示 [注:共有1500名美国成年公民参与,调查时间为2020年2月2日至4日],52%的受访非裔和59%拉美裔表示担心疫情形势,而仅有31%的白人受访者表示担忧。

此种态度,这也和党派立场相关:61%的民主党受访者表示,“非常”或是“有些”担心自己感染新冠肺炎,仅有37%的共和党人有此担忧。相应地,民主党人采取防护措施的比例,也大于共和党人的比例。在公共治理中,纽约州州长库莫(民主党)和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共和党)相左的封城态度,感染数激增的“红州”德州和佐治亚州迟迟未宣布紧急状态(分别直至3月13和14日),都是抗疫中难以忽视的政治色彩。

于是,戴口罩一事,不仅是人群心理、文化思维、历史经历的映照,也是族裔权力、党派政策角力的投射,任一话题,都可另开新篇论述。写道这,不禁感叹:正如抉择戴不戴口罩一样,希望自己在选择一种观点时,不是为了立场而站队,而是尊重个人体验和实情。而在面对不同价值观时,优先选择沟通、共情与包容。在推动庞大机制权衡与纠错之前,去识别和呼求个体的选择自由,也应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