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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至4月7日:纽约记录 [by Eva]

【本来是打算写周记的,不知道为什么快拖成了月记】【本文有大量剧透,包括燃烧的女子画像、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卡门、波西米亚人、茶花女】

如果说有什么理由让我特别抗拒自我隔离的话,很可能是自我隔离的生活太丰富有趣了,我害怕被它深深吸引,难以回到日常的忙碌,这至少是我刚开始居家隔离几天的真实写照。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到快活的,我有手机、电脑、投影仪、kindle,甚至还有闲置的另一台电脑和iPad,它们保障了我充实的精神生活,相比因为没有电子设备耽误学习而痛哭的孩子们(后来我听到郭晶弦子在一个线上讨论中说起他们在武汉的志愿者行动如何给孩子提供电子设备感到安慰不少),我的生活条件是无比想象的优越。我也为纽约的孩子们感到庆幸,正在我写下这段话前,我收到了短信通知公共学校上网课但是缺少设备的学生如何获取帮助。一连几天,我欣赏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我觉得一定要抓紧时间写写我的感受,不然看的速度就超过了自己思考的速度。也因为书太好看,我就不太看手机了,也懒得去回消息了,我嘱咐妈妈不要给我发任何新闻,因为我不出门,对我来说的新事情都发生在我的小房间里,而我是最清楚我的房间里发生了什么的那个人。当然其实也不是,因为她给我发的往往是国内怎么报道国外和留学生,和在墙内的人不一样,我有这么多新闻可以看,并不太想绕那么大一个圈子获取那点对我来说并不重要的信息。也有几天,我因为她发新闻而很烦躁,生气地跟她说了很多次,但她总是反反复复,又会回到发新闻的道路上,这种制造出来的不安让我连着几天陷入抑郁,更不想回复任何人的消息了。

周六是所谓的什么白色情人节,我借着这个由头看了我一直很想看的「燃烧的女子画像」,这部电影实在过于好看,过于有内容,我打算晚一点点再聊它。对应地,我决定看看男性同性题材电影,于是紧接着周日我终于补了「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这就好像我早早就看了「卡罗尔」,却是隔了许多年才看了「断背山」一样,不仅因为从群体/政治身份上来说他们与我关系小一点,更因为我还是能切实感受到这些描写男性的电影中对女性的伤害的。「断背山」中的同妻我就不必讲了,而「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比如其中的法国女生,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减少对主角的美好形象打折扣,偏偏要有一个小插曲写女生对Elio说她并没有生气,我觉得这在加强女人要宽容要当圣母的形象,仿佛她要能谅解男性给她带来的伤害,她才洒脱,成为了别的女孩,成为了值得欣赏和赞美的对象,当然这也很可能是我的过度解读。除此之外,CMBYN给我的最大感触大约就是他们可以用各种语言对话,极度文化精英,别的不外乎情与欲,其中的chasing game把人物置换成男和女也成立,我觉得没什么意思。而「烧女图」实在太深刻了,对女性的命运的理解太深刻了,让人愉悦的是,其中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男性角色,从来没有指望男性对女性的命运去理解,更没有允许让男性对女性下批注。两个女主对彼此共同的女性命运都如此透彻地认识,所以完全不需要兜兜转转左右试探;也不止她们两个人之间,对女仆的命运、女主人对女儿又何尝不理解。电影的一大主题是凝视,画家和被画者的凝视。前些日子在群里看到大家讨论晚晚,有人写了非常好的文章来分析她身体展示的心理,我记得我以往的美术生室友跟我表达过她对模特的感激,而当模特和画家之间存在浪漫关系的时候他们的权力关系则是不一样的,模特依赖于画家对模特身体的展现来感受爱意,这种状态下人对自己身体展现的价值会有不一样的判断。「烧女图」中的二小姐对画家说我们是平等的,当你在注视我的时候,我也在注视你,两人互相诉说对方在什么样的情绪下会有什么样的表情神态。这样一种平等的状态,是一段关系良好的开端,这在异性恋的语境下或许并不那么容易实现,因为男女的性别阶级差异天生难以完全弥合。我想这也是我非常喜爱「烧女图」的原因,作为一部LGBTQ题材的电影能展现出它对抗异性恋霸权的价值。

星期一(3.16)我搬完lab的砖,到Priscilla家赴tea party的约,Amanda说她头痛便没有来。于是Priscilla供我好吃好喝地聊了一个下午,鸡汤色拉咖啡。她给我讲了许多她读到的意大利或是法国的小故事,许多令人潸然泪下,我想如果没有墙没有删帖,他人对中国人的苦难会不会理解多一点,偏见也少一点。我们嘲讽了意大利用飞机画彩旗玩国家主义,也为那些因为抗议示威而被抓到监狱中的人默然。稍晚一些,她要我帮她拍一个视频,教大家做巧克力布朗尼,她来解释,我来做动作,希望能发给她所有的学生们,让大家开心一下。做完布朗尼,吃了冰激凌,我忽然收到了来自lab的消息,告诉我们有colleague有发烧和呼吸短促的症状,要收拾东西,第二天就不能再去了。我忽然一阵慌乱,虽然我早就做好心理建设,一点都不害怕得病,但是如果传染给别人,尤其像Priscilla这样我敬爱的人,我恐怕是不能原谅自己的。于是我问她,你真的不怕得病吗?她宽慰了我一番,说:“我现在这个年龄了(大概七十多),有几种癌症,有糖尿病,高血压,符合几乎每一个高危人群的特征,我随时可能因为这些原因而死,而不是那个病毒。人生是起起落落,而不是一蹶不振,我常常再想如果我妈妈还在世她会怎么样面对这一切……”她真的不怕吗?我觉得她还是有恐惧的,之后两天我收到她的信时很能感受到,但是她即使有慌乱还是要pull herself together去安抚别人的情绪。

从那个周一开始,实验室不能去了,我于是想好定定心,享受一下这本是春假的一周。大都会歌剧院也从这天开始每天免费播送一部音乐剧,我便接连看了好几部。第一部作品是「卡门 」,好像以前中学音乐课都会给大家看「卡门」,我或许选的是美术课的缘故没有看过。一直以来,我了解卡门的故事,对这个女性形象的心态却是非常别扭,不知道应该如何描述,现在我找到了合适的语言。卡门对情感关系的态度是比较特别的,而这个特别其实是因为她是父权社会所塑造的一个别的女性,性感美丽又不乞求承诺,那真真是一个男性心目中完美的性对象啊。树立一个别的女性的形象,是这个父权社会非常邪恶的行为。前些天在群里讨论约会应不应该AA制的时候有人说我约会过的女性都愿意AA,也许她们更女权更进步吧。这个论调着实让我感到非常有毒,父权社会不仅希望女性为了去争取性别红利而依附于它,当女性不争取性别红利的时候又可以将之视作别的女性而对其收编。把女性分成一些女性和另一些,把女性分成女孩、女生、妇女、大妈、老太婆;把女权分为温和、极端、田园……所有这些分门别类的方法都其实在瓦解女性的团结。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女性这个巨大的群体中的阶级差异,但是我们必须十分警惕这些分散凝聚力的陷阱。让我观看同时又十分出戏的一点是我根本看不出卡门对那些男性是否有情感,这或许与演员的表演有关,也许这个主演就是想表现卡门的情感是冲动难以解释的,而非稳定忠诚的,或者卡门与剧中男性的关系更多是利益利用关系,但是对我来说,难以理解其中的情感就很难以理解人的行为,我觉得这也有一部分要归因于男性作者对女性的情感缺乏想象力。当然令我一开始就感到看下去很痛苦的是此剧的开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男性群体对一个女性进行性骚扰的画面,而后这个士兵的女友与士兵见面,分明还心有余悸,但她从头到尾都没有跟士兵提及过这个忧虑,而士兵也自始至终没有注意到过女友的这一丝不安,看到这里我对作者对情感的认识已经不能更加怀疑了。士兵收到母亲的信时状态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活脱脱的“妈宝男”,我对“妈宝”这个问题的态度也很矛盾,尤其在很多时候要意识到母权并非女权,而更多情况下是父权缺位的时候代行父权。结局是卡门被这个疯狂迷恋她的士兵杀了,呵,说来说去又是一个对女性的暴力案件。我忽然想明白了「卡门」何以能经久不衰,因为它的受众实在很多维,情感观类似卡门的可以自我代入成主角感受光芒和悲壮,情感观不同于卡门的可以说你看当一个坏女人终究没有好下场,当一个男人可以自我代入去征服卡门这样充满野性的女人或者说即使是这样一个倔强的女人也还是需要归顺于一个男人,哪怕这个男性一文不名他在社会上的失落感可以到女性这个弱势阶级身上去补足,而当这个女人不顺从你的时候你还可以把她给杀了。我觉得我对「卡门」的批评可能过多了,再想想我依然觉得它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在几个世纪后仍然能让人relate,也能有这么多元素让人去探讨。

第二天播的是「波西米亚人」,我本不打算看的,但是我读到《疾病的隐喻》中有提及其中向咪咪隐瞒她得了肺结核,还是决定看上一看。我注意到的比较简单的一个点是男主角给咪咪买头饰作为定情信物,是一个典型的父权社会下男性通过金钱投资来换取或是巩固性资源的的现象。我觉得可以讨论什么定情信物,或者什么样的定情信物才有价值?说回到「烧女图」,不得不说画家给各自留下的画像都是再棒不过的定情信物了,各自的画像对双方都是有意义的。假如一个信物只是因为是对方赠与而有意义,而非双方的共同经历或是满足了什么情感需求,那其价值就非常可疑,这个赠与不过在于形式主义。当然咪咪喜爱这个礼物,认为这个头饰对她的美有加成,也从贫穷的男主给她购买这个礼物中感受到男主角的爱意,这也可以说是满足了她的情感需求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情感需求是一个非常父权社会的产物。 真正让我感到不适的点,是在餐厅中男主的男性朋友所迷恋的女性想方设法要让那个朋友争风吃醋,而后男主就对咪咪说,你可万万不能跟她一样,刚刚接受礼物的咪咪自然极为顺从,这是摆在台面上的对女性的规训。最后引起我注意的点是暖手这个动作,两人因为暖手而相识,最终送终男主坐在床边给咪咪暖手。由此我想到两个人:一个是爸爸,写这个文章期间发现他死了五年了,这五年我经历了最深的人生低谷,也进入到接触最多新事物最快速学习的阶段,他临死前一晚是我唯一一次喂他吃饭,他吃了西瓜,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西瓜一年四季都有,我那天刚从学校赶到医院,他跟我说你的手好冷;另一个是Priscilla的妈妈Mary Ann,唯一一次见她是18年的冬天在Priscilla家开的party,我生日前一天,她那时已经98岁了,我刚从马路上进到公寓,她抓着我的手说你这个可怜的小家伙手这么冷,于是捂着给我暖了好一阵手,她敏锐地观察出我这个初到异国者的生涩,后来每跟一个新来的人打好招呼,她都跟人说要来跟我say hello, "she's very new here."虽然那时的她已经得了失智症,记不住我的名字。等到下一年的夏天,Mary Ann过世了,我把对她唯一的这一点点记忆写给Priscilla,她没有回我邮件,我初初有些失落,想是过了许久她终于消化了母亲死去的这件事情才回信说她经常读我写给她的这段记忆感觉"it captures mom's nature."我感到她对母亲的爱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难以relate的,中国文化的君臣父子让许多父母从来没有想过跟子女做朋友,我记得以前跟我爸争论每每到最后他难以回应,他来一句我是你爸我说什么都是对的,场面就变得又好气又好笑。最近也很困难,身边的朋友都在说,远在国内的父母看到的都是网络防火墙筛选过的内容又读不来英文,双方的信息源差异存在着鸿沟,如此一来沟通的成本实在太高了。在中文网络新闻世界描述中的美国如此恐怖,而我们一个个人作为个体去回应这些漫天的抹黑新闻实在是太辛苦了。即使是看到了同样的新闻,我们也会因为各自的学识不同,成长的政治背景不同,有不同的反应,当然这样的说法似乎充满了一个处于青壮年的人对于老去的父母辈的人的轻蔑。我觉得我还是做过不少努力的,当我妈给我发一些没有根据的新闻,我点开来认真地读,并且罗列一些其中的逻辑错误,但这也太辛苦了,我办不到每次都这样做,逻辑本来是每个人应该自己去学习,我能做的很有限,她也完全有可能转眼去读了别的文章再次落入陷阱,辨识力还是要靠自己去培养,当然也需要一个非常多元的新闻和舆论环境培养。巧或不巧吧,我对暖手这个行为的两段记忆也都与人的逝世有关,而放在当下这个情景中,要为因新冠肺炎而将死的亲友暖手送终是一个缥缈的愿望,有太多告别之词没有好好说了,我脑子甚至浮现了紧紧抓着对方的手等对方咽气之后飞奔去洗手的荒诞画面。

再后来一天播的是「茶花女」,我除了觉得她印证了《疾病的隐喻》中所说肺结核给人带来的虚弱强调了女性柔弱的美的观点以外,没有更多的看法了,我记得我初中看完原著也没什么特别感受,确实难以relate。之后几天我就没有再特别认真地看音乐剧了,而这一周之后我就没再看了。我觉得以我这个一样在现代世界里成长起来的脑袋瓜去看前现代的内容实在是太伤神,有太多可批评了,这是一种过于辛苦的脑力劳动。于是我决定看一点现代一点的书。

其实在国内传染病爆发的时候,我就预料到纽约也会有这一天,于是一边赶着尽可能多做点实验,一边又期待着这一天终于到来,可以去读那些想读很久了的书。我很快看完了Susan Sontag包含两篇文章的《疾病的隐喻》,不禁感慨书中所写在现代社会尤其最近这三四个月中都可谓颠扑不破。她提到对于我们并不十分了解的疾病,人们总会将病因内化,试图将病症归因于人格;在研究中我们常常会说高危人群,现在因为理解了许多复杂疾病都是受多基因控制,是生物与环境共同作用的,而其中生活方式的影响极为重大,我们听闻一个人得了什么病很自发地会去想其生活方式如何不健康,当然实情不必然如此,但这种对患病之人的苛责却总是存在。

她也提及疾病让身体变得透明,病人到医生那里去拍片看到自己身体内的状况,我忽而想到前几周我有少少头痛而怀疑自己发烧,于是决定去买一个体温计,而当买完之后我整理了自己的内心活动,我并没有觉得严重发烧,我只是希望买得体温计可以验证我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认知,外在的技术让我们越发依赖,我们也越来越不能确证自己对身体的感受,感官于是不再那么敏感了,新冠肺炎的无症状感染者更是加深了这种困惑。病患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或者说政治身份,很容易被罪化,尤其是像新冠病毒这样可以传染别人让别人也遭殃的病菌,很容易让人产生负罪感和羞耻感。为什么说病人是个特殊的社会身份?特殊病人因为其病症而不能获得与旁人等同的社会资源就是一种分明的歧视,想想那些因为携带乙肝艾滋病病毒而受到就业歧视的便很了然了。考虑阅读速度的问题,我读的是中译版,其中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是,作者在内容中写错了一个时间细节,译者在下方改错备注并为作者辩护说彼时作者大病初愈,记忆有所偏差非常自然,这种不假思索地默认病者能力被削弱的观点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我记得跟前男友有一次简短的对话,跟他说我并不怕得病,他说你就算不怕那也是会有记录的呀,啊什么记录?就是国内公司都知道你得没得过啊。这个对话很令我吃惊,在中国大家都很习惯了入职前和每一年有体检并且结果都会先交到公司这么一回事了,绝大多数健康人群自然觉得无虞还不必自己花钱于是没有二话,而甚至还有些公司有奇怪的妇科检查堪称怪相了,这在美国是比较难接受的,除非有证据表明你的工作表现和健康状况有关,否则有什么资格去如此探究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呢?当然我也记得我在实验室工作前为了医疗表格去过好多次校医院,但是我对这个医疗表格没有什么异议,因为要接触小鼠,所以要确认我是否有一些过敏,我想这是合理的。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可以有什么人知道,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想也确实属于人权问题,但有些人早就习惯于被剥夺一些权利了,所以很难意识到其中的问题。我难以接受「别告诉她」里那样不告诉病患本身的行为,我也厌恶结局将这个故事温馨化的操作,这其实是在将不合理的行为合理化,我觉得这是一种可耻的和稀泥,讨好中国观众迎合文化背景又不想得罪美国观众令他们不适,假如他们能平行地拍出奶奶很快就死了,也没有机会安排后事与大家告别,并将这个剧情合理化,我一定会对编剧和导演五体投地。

在文章中,她也聊到了军事用语的应用,在我们学免疫学的时候不及细思就接纳了身体的第X道防线、病原体入侵这样的军事用语,人类对疾病的恐惧由来已久,对于病原体这样万恶的家伙我们忙不迭地要将之吞噬、消灭、异化,而我作为一个长期过敏的人,学到过敏反应的时候是不甚满意的,免疫系统对自身的伤害在这种军事语言下根本就没有得到很好的阐释,这跟我们看到封城抗“疫”带来的伤害一样都是真实存在不容忽视的。在免疫中我们也常说,免疫系统能识别“非我”之物,这种识别我和非我的关系非常有趣,就如我们现在常常会看到有人说什么舆论战去识别立场一样,只要是非我便奋力打击,哪管得到是不是超敏反应了。我想到我和一些男性朋友关于女权主义的诉求的对话,我非常不满有的人会要求我用简单的语言描述女权主义的诉求,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我没有办法代表其他人,凭什么要求我为这世界上这么多女权主义者的诉求做注解呢?另一方面对方的问法也很有趣,有直接问女权主义有什么诉求,也有问“你们女权主义者有什么诉求”的,“你们”两字就非常巧妙地将女权主义者给“非我化”了,问出这种话的人往往并没有抱着一个自己可以为平权事业做什么贡献的想法,而是站在男性这个性别阶级上好似有一种你们这些可怜虫想要什么让我们男性来施舍你一下的优越感。当然其实我和非我的角度,太过二元了,这是很有问题的,事实上太多问题不是二分的了。我也遇到过有人要求我简单地描述一下我的政治立场,我感到很难回应,难道我要直接给自己贴个标签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或者民主党支持者吗?且不说在不同政治语境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意味的不同,同样支持民主党的人自身政治光谱也很多维,在每个不同的议题上都会有不同的关注点和表述。甚至也有可以声称是社会主义,但是搞资本主义和威权主义且视劳工权益于无物的嘛。我有时在想通过各类政治议题的表述,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些政治观点做一个机器学习监督聚类,简单到把人分成左派和右派,但是这样真的好吗?我开始觉得这种要求别人简单表述自己政治立场的想法极为傲慢,是一个对谈者没有耐心去细细了解另一个人对具体事件的观点,是对一个人政治身份的多元交叉性和思维复杂性的忽视,是一种不尊重。可惜的是,我们最早了解的政治分野就是那么简单的左和右,因为简单这样的概念也很容易被人接纳,尤其是被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人接纳,但是这种简单化的过程中丧失的思考实在是太多太多。就好像也有人将自由与平等完全对立,它们真的全然对立吗?我一直很困惑,直到有天听周保松的叙述说一个是权利一个是分配方式,它们会有矛盾冲突的时候,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概念,我方觉醍醐灌顶。我看到有些对西方世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批评或嘲笑,分明批评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带来的,但最后可以归因成是民主自由带来的,然后变成了追求民主自由是一个很可笑的诉求的论述。而民主本身也并不是一个0或1的问题,在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假如你要问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吗,那么在官员任命的角度来说是的,但它完全独立民主吗,令人忧虑的现状是资本的控制会让美国一步步失去民主,所以才要有游行示威。民主自由是每一代人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抗争的,没有人会为你争取你的权利,而你一旦不争取就可能会把权利让渡出去,游行示威是受压迫者清楚地看到自己被剥夺权利而勇敢站出来抗争的回应,我觉得它确实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文章中写道对于结核病人的污名化由来已久,直到柯赫分离出结核杆菌,才将人和病原体分离开,这是一个外化的过程。在新冠肺炎很早期的时候,新型冠状病毒就已经被分离出来了,Trump重新将之称为Chinese virus这个将人和病原体又合到一起的行为,是一个清晰的政治行为,他以种族来trigger人们,唤起人们对民族这个想象中的共同体的狂热。而中方的回应也是一样。这种双方都在进行的制造外部敌人的举措,让我更加愿意去相信元首们互相是朋友,而通过挑起外部纷争来稳固统治阶级的政治安全。但是这种将病原体进行另一个社会的异化,也由来已久,好比有些人用来合理化Chinese virus这个说法时说的西班牙流感,这也很正常,人的脆弱、个体的脆弱以病毒的形式传播开来,体现出一个社会的脆弱,出于对承认这种脆弱的恐惧,我们将之异化为另一个社会的产物。但这并不能合理化民族主义的举动,任何极端的民族主义,我们总要给自己属于某个民族这样非常偶然的事件赋予意义是非常荒诞的。我也不认同一些观点说既然病毒是最早在武汉/中国开始的,那么叫武汉/中国肺炎也不是没有道理。在这个病毒和这个疾病已经有了官方的与地域无关的名称的情况下,坚持要将之与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是极为政治化的。可以去想一想是谁坚持要这样说话,背后的政治目的是什么,我认识的台湾朋友们说“我还是要叫武汉肺炎”,并且承认“我就是要酸一下”,而最近很多台湾媒体都改口了;而Trump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感到确实不消多说,浪费口舌。有人说,这个传染病的传播就是非常政治化的,你不能将之去政治化,作为一个生物学学生,我对这个论调很困惑,你们所在讨论的病毒是一个在生物医学界研究的对象,你们却一定要将之政治化,那么有没有想过这个病毒的名称其实应该要有生物学意义才有价值,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它。

事实证明了,病毒并不discriminate against anyone,一视同仁,每个人都可以感染,尽管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确实可以影响每个人具体的境遇。我也感到对于美国而言,将一些东西异化也是有历史由来的,好比如Howard Zinn论述的那样欧洲人踏上了美洲大陆看到美洲土著印度安人才认识到欧洲各国人自己之间的相似,种族的概念才开始产生。Priscilla给我们转发了一个视频,其中是一个美国科学家声称现在我们所做的社会隔离恰恰不能尽快结束病毒的传播,我们应该出门搞群体免疫,让孩子去上学,让老人隔离,让病毒早点传播早点结束。我对这个视频中用到的数据极为怀疑,于是马上写了千字长信响应她,而后我还觉得自己没有表述完整,于是又写了六百余字,我少有地感到自己在英文世界写作的热情。美国在初期的无所作为,除了因为Trump的弹劾案,除了因为Trump政府确实办事不利,其实也与美国普通民众的American expectations有关,哪怕是像Priscilla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分子,毕竟他们习惯了美国是wonderland,God bless America,少有什么重大的苦难真正打击了美国人,所以他们期许美国不会有大规模爆发,乐见美国有什么特别的方法能很快控制住病毒甚至是和别人相反的方法,但他们没有想过病毒探索美洲大陆的过程可能和他们祖先探索美洲一样promising,也是manifest destiny。我觉得我们最终是要群体免疫的,但是具体的时机和操作很重要,既然没有在早期准备好群体免疫所需要的资源而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爆发,在纽约爬坡期一天死五百人的情况下斩钉截铁地鼓吹我们应该出门是不是不太合适呢?让孩子上学,让老人隔离这种简单的论述背后,有多少细节应该被好好讨论,才能保证不会造成对孩子对老人对社工的次生伤害呢?这个论述不是对或不对,而是具体如何操作。我很能理解Priscilla喜欢他的说法的原因是社会隔离下许多不当的政策给人带来了次生伤害,但是我想应该是去逐一解决这些具体问题,而不是直接去合理化停止社会隔离的观点,否则我想是找错方向了,我们不应该因为反对政府就去驳斥政府的所有举措,这样的行为也是站边而非就事论事,更何况美国的社会隔离是靠自律而非强制把人锁在家里。我们确实在遭遇一些特别的境况,我们不能假装我们不是。迫不得已我们需要让渡出一些自己的权益,但同时我们也要十分警惕一些特殊情境下的极端政策被常态化。我当然认同法治社会,人应该一定程度接受法律的限制,但是具体到每一条法律,其合理性和适应范围都是值得推敲的,毕竟法有恶法。好比健康码相比什么身份证号码(户籍制度有多邪恶我不想细述)看来确实更有合理性,但其中问题也很多,什么时候取消使用也没说过,以至于现在可以有健康码鄙视。听过一个笑话说,一个人按照要求隔离,身体状况良好,获许出门于是去进行有益身心的爬山,终于登到山顶,收到中国某电信公司发来短信“欢迎你到XX旅游”,竟是不知不觉跨了省,于是下山一扫二维码红色,重新隔离。我没有办法去确证其真实性,但在这种苏联式笑话中读到的荒诞性和合理性并存,应该让我们反思我们不能被法律绑架,如果法律不合理,那应该反对法律,尤其如果法律只是为了围护某些特权阶级利益时。

我感到尽早传播尽早结束这个观点非常有毒,以至于我觉得这位科学家是在帮Trump说话,支持早日复工的论点。群体免疫不是放任自流,在过程中我们很需要去保护那些不能产生免疫保护自己的人,如果不去细述好的保护措施那可能是“免疫歧视”吧,并且这些人不一定只是老人。我不能懂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那么着急回去上班工作,而且群体免疫明明是需要时间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在这样一个资本世界活久了,不能工作赚钱给我们带来的焦虑太大了,而如果这时候还不去反思工作的意义和价值,那更待何时呢?当我们急切地想要回到日常生活,其实是不是也是对这样一个资本世界的维护。当自己作为non-essential工作者work from home,看着社工外卖员作为essential worker为大家奔走,同时对他们的低收入现象视而不见,这是非常伪善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认识到应该多给他们些小费,那么其实平时也一样要去考虑为什么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观点要多向富人征税来缓和贫富差距,一旦自己可能要被征税自己的利益受损就要跳脚是非常可悲的,我们处于现在的社会阶级其原因很大程度是随机的,我们过往太过强调个人奋斗的价值而忽略我们的家庭背景了,一场病症就随时可能打破我们拥有的阶级优势,使我们成为孤苦无依之人,我们要能put ourselves into others' shoes,思考立法合理性中要考虑个人所处社会地位中的随机性这在法律哲学中早不是新概念了。我想到和一个台湾朋友讨论说蔡英文的削减军公教福利让一些人利益受损,这些人转而去支持韩国瑜,朋友表示他爸爸就是遭遇这种情况的人,而这种政策是必要的纠正,当时我感慨良多但一时不知道如何回应,因为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些人是多受了公权力庇佑,而另一方面具体到每一个个人和家庭都是一笔实在的经济损失,现在我感到后悔没向他表达我确实钦佩他这种认识,社会公平的实现需要特权阶级对自己阶级的背叛,在二次分配中如果还要占满自己的优势并不会让世界变得更好,人不能只看自己眼前的这块饼,而把资源分配完全看作分饼也是很可悲的,这忽视了资源互相置换带来的团结和价值,这些价值用当下的经济体系是难以衡量的。我的朋友们因为囤积粮食开始搞起了以物换物,这或许能带来对货币制度的反思,有太多有价值的交换在现行的经济体系中没有被给予准确的“定价”,好比家务劳动、情感劳动的价值。当一些人用现有的经济概念来论述一些问题时,需要思考这种论述的无效性,the whole system is so fucked-up, 套用现有系统的逻辑是不当的,这一整套逻辑是在维护这个系统的,我们需要跳脱出这个系统来找思路。我近来常常去读Bernie的twitter获得一些力量,他说的问题都很切实,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医保,无业者应该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这些并不只是在特殊时期才有的东西。我还是能感受到纽约在这个时期下的公民社会的,大家如何组织志愿者活动,捐赠防护用品,保护当地小商铺,保护不得不搬离学生宿舍的学生……这些是我乐见的抗争方式。当然州政府也有做出努力给大家提供免费三餐,禁止溢价,反对家庭暴力等等。无论是发源社会也好政府也好,我感到这些行为的合理性。但在这个时间点放弃社会隔离,是对医疗资源有限性的无视,是对科学共同体当下的共识的轻蔑,也是对医疗工作者辛勤付出的践踏。

思卡在法国的一间公寓和她男朋友天天困在家中,Priscilla跟她说你不应该听那些政治宣传,你要多出门活动。我觉得这么说也是不当的,Priscilla自从纽约on pause之后就驱车到了她在Hamptons的小房子,全美最富有的5个邮编的集中地,各人有自家的草地院子游泳池,她当然可以出门,她有别人不曾享受过的优越条件,而我们这些困顿于城市中的人,走出自己的公寓大楼门便是车水马龙(当然现在不是车水马龙了),可能要走很远或者要搭公共交通才能去到公园,大家承受的风险是不一样的。州长虽然有过威胁,但是公园不曾关门,我们依然可以出门,而我们也在通过我们的行为选择来表达我们愿意如何承担社会责任。我当然支持大家去公园,但是走到完全的对立面去说“不去公园你就是被政府洗脑,我们不应该社会隔离”这样的观点跨步太大了,逻辑上是有误的,也是在回避自己应担的社会责任。所以我们总说中国人民是好人民,毫无怨言(?)也太过自觉地承担了也许本超过自己份额的社会责任,这其中个体受到的伤害也是真实的。

最近我收到了不少关心的信息,有些我觉得很难回应,取决于对方的位置,假如是身处欧美或者曾在湖北呆过的就会问一些特别实在的问题,能不能买到新鲜蔬果什么的,我的回答是:非但能而且因为之前担心会买不到我还买了太多,借囤货之名还买了很多自己一直想吃但不舍得买的零食,而自己待在家体力消耗少了根本吃不了那么多,总之我觉得我比之前日日工作缺少时间吃饭的时候要吃得好上三倍。假如是在上海的朋友,就会说,纽约现在好糟糕啊,有这么多万案例啊,美国人在囤枪啊,超市货架都空了啊,你千万不能出门啊……这实在是太难回应了,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得病的,我甚至不知道得病的人的真实境况,我相比并不身处纽约的人对纽约的实况也许并不了解更多而这让我产生了巨大的割裂感;除了在实验室关门前的时候我接连三天没买到鸡蛋(也因为想赶着做实验根本没时间去排队跟人抢,但我最后在家附近一家deli买到了特别高质量的鸡蛋,当中还有好多双黄蛋,充分证明了支持local small business的重要性)我没有缺过任何东西,新鲜蔬果都可以送货上门;我个人没有遭遇任何对华人的歧视,公寓楼里的白人男性见到戴口罩的我也很友好地说hello,而原本聊过几回天的中国人对我视若无睹,速速跑开。我其实很少看新闻关心变化的数字,偶然看看最关心的是阳性率变化,也没有觉得有几万人感染吓人,其实分明在上海有机会得到检测的人好好较少了。相比病毒,我更害怕的是全球极端右翼化的政治环境。我比较乐于看的,是订阅的一些美国语境下左派的出版社发到邮箱的newsletter,感慨这些作者批评得到位,也感慨中文世界没有等同的讨论,好好的话说出来就要被禁封。有的人要拿出双标公知之类的字眼来批评人,我看这个说法很不合理,我们怎么能对自己母国和别的国家同一个标准:大家既然是中国人,当然关心的很多还是中国的状况以及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欧美政府的邪恶有欧美人去批评了,中国人对之批评也可能不够精准到位,说得不当一点,我的亲人(现在可能主要是我妈,也不剩什么别的亲人了,但是我比较厌倦把祖国跟母亲做比较,这其中包含了一种母亲必须慈爱包容的女性形象,我觉得是不合理的社会规训)说的话我如果觉得不对,我会去一句句跟她讨论,而旁的人说的什么我哪儿管得着,也根本不关心并关心不过来,不完全精准的简单归纳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另一方面,我们能看到的大家疯狂转发批评文章的现象是对封禁这种措施的回应,假如不去删帖,大家不会觉得读到这些内容多可贵多来之不易,转帖的人或许还少了,总体来说删帖也许并不能够真正改变内容的传播量,是不是要极端删帖是很需要反省的。最糟糕的纽约,大概只在中国的新闻里吧,不仅仅是base于中国的新闻,也包括一些奇奇怪怪的北美留学生快报,我有时困惑同样在美国他们经历的事情和心态何以于我如此不同,他们总能遭遇在美国最坏的场面,反观我总安然无恙不知道是不是我命好。我也不是完全不看中文新闻,但可能看的是香港新闻,很少会去关心中国新闻的报道。一来借机熟练粤语,二来内陆这种驱逐外媒制造偏见只尊一家之言的新闻土壤要有高质量新闻太难了,有些精华之作,就是能翻译成火星文都能留存下来被我看到,就是烧成灰也有人认识,不必费心去找。我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回中国避难,更懒得去关心中国的政策对留学生有多不友好,机票如何漫天要价,甚至相反我在研究如何推迟毕业,能在情况缓和时回实验室收到更多数据,写出更有质量的毕业论文。

但我确实花了一段时间来调整社会隔离的心态。3.16得知不能再去实验室那天我内心经历了非常多的波动,我先是为邱晨被莫名举报而退出社交媒体难过,天知道我有多喜欢她,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她这么好的人;在Priscilla家里聊了许久,临出门前得知实验室关门;回到家听到Trump说Chinese virus……加上我对春假周白白付之东流的惋惜,我对只能待在家里这件事其实很有抗拒,但是一直没能好好梳理自己的情绪。我感到对于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来说特别困难的一点是,我们一家目睹过一切在国内发生了,心里知道一切都会在自己生活的国家重演又心存侥幸,期望自己所待的国家处理得更好一点,却发现没有;和国内社会隔离是从延长春节假期不一样(那样姑且可以看作是个悠长假期,或许还平和一点),我们许多人是直接被从工作岗位上赶回家里的,甚至没有机会去办公室收拾一下要带回家工作的东西,而回到家还要继续保持工作的状况,这当中的心理落差并没有被好好地安抚。

不得不承认,上网课是效率很差的,在家工作也是很艰难的,大家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还要装作没事继续工作学习是很残忍的。我家离实验室不远,实验室在学校医学院的那一大片区里,周围也有很多别的医院,每天我都能听到很多次救护车警铃响起,是的,路上没有车了,但是警铃还是要响,在这样的环境中还要上课和考试是不可能没有干扰的。考试变成了开卷考试,因为开卷考试的时候知道每道题都是可以回到课件里查到的,为求安心就每一题都想去查查,于是答题变得慢了,对自己的答案确认度变低了,对自己学习能力的自信也下降了。实验楼前的空地已经被用来临时停尸了,诸如此类的新闻不可能不让人焦虑恐慌。

我迄今出门过两三次,主要都是为了去捐口罩,我妈给我寄了三次口罩,我觉得这个行为非常荒谬,我一周了不起能出门一次,她给我寄来的口罩有上百个,我不感到它们对我有任何意义,也不从中获得安全感。口罩溢价,算上运费,这笔花销是很高的,有这些钱我买点好吃的多好呀,恐慌性消费真是要不得。而且本来我根本不需要出门,为了要把这些口罩捐出去,我却不得不出门了。那天我跟两个朋友一起走到公园,三个人各自隔着口罩说话,我觉得很辛苦。尤其我在纽约接触了许多北方人才更加深地感受到这种辛苦,我对中国北方的文化是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所以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也其实很一般,毕竟中国太大了,而上海在中国也很特别。很现实的问题是,我对中国的认知只有上海,我对其他的地方完全不了解也没有情感。小时候我对新疆有难以解释的好感,可能是因为有时会被以为是新疆人,以至于我现在看到新疆人也会有一种自以为是的亲切感。在动身来美国之前,我妈决定带我在中国我没旅游过的地方进行一次长途旅行,我们去新疆玩了大约十天。我觉得有太多地方跟我想象中不同了,乌鲁木齐的城市区域与中国其他的城市是如此的同质化,热闹喧哗,而广场边的安保隔离带又是这么冰冷疏离;南北疆的差异这么大,而新疆本身也是这么广阔一片土地;我第一次听说了兵团这个讲法,而现在新冠肺炎的病例播报中新疆兵团已经是一个常态化的用法了,我在这次旅行中感到了我对新疆的无知,觉得自己以前对新疆的感情如此虚妄,我也根本没有从我的新疆同学们那里好好了解过新疆。从语言上来说,普通话也不是我的母语,要听懂北方人讲话其实特别累,特别是很多北方人会在尾音吞字,有的我要问三遍才能听明白,大家戴着口罩,互相隔着六尺,这就更困难了。我觉得根据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说,中国的各个方言区分明就是不同的文化区,所谓中华民族分明是这么多民族,每当要渲染什么民族情感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无力,我身为一个个体根本就无力去承受这样复杂的文化认同。我在北方同学要求我去听一些他们觉得很好笑的相声时,感受到了文化霸凌,这个词的形容程度也许高过其实了,但是很实际的问题是我能听懂相声里的每一个字是因为我从小被要求学普通话,可我未必能听得懂有什么好笑的,语言障碍不存在不代表文化壁垒不存在,我也觉得不能要求一个并非来自上海的人去理解滑稽戏,换个情景你会默认一个新加坡华裔能无障碍地欣赏当代中国的文化产物吗。我的感受是,与其那么强烈地去要求大家求同,不如允许大家存异,承认我们是在文化上不一样的,民族并非一个真实的强大的共同体,而确实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偶然。我也愿意承认人是相同的,相同的是情绪、行为,并不以民族、地域作为基础,而是对全世界人都普适的。

最近我找到了一些能让我正常生活的办法。我买了一个床边桌,可以让我在床上干活,好像我已经是一个在医院接受治疗的病患一般;但其实因为它可以调整高度,我经常是把它调到合适的高度,站在干活。有了这么一个新鲜物什在家里,至少可以让我新奇的两三周吧。我也从某一天开始下定决心要天天锻炼,其实我原本就很爱运动,但是社会隔离之前还苦于没有时间。我规定自己白天一定要假装自己会出门一样穿衣服,但是不用戴胸罩,因为整天在家穿着睡衣,又如果恰好坐在床上休息的话就很容易睡着,穿着外衣也就不想坐到床上去了。我甚至无聊到每天化妆,说是化妆其实以我的水平也就是涂个粉底而已,道理很简单,一旦化妆吧,就一定要卸妆洗脸洗澡还不能太晚,规律的生活节奏就自然形成了。我说这让我想到了之前女权小伙伴讨论的话题,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到底要不要化妆?有人的回答是你自己觉得舒服就化。但是也有对之的回应说,你所感到的舒服和自信,是基于这个社会建构的对美的评价和认识之上的,你的审美并非完全只属于你自己,你的自信也有很多来源于社会认同。然后有一个回答我觉得很有趣,说的是那你看自己在家会不会化妆就知道了,我以前觉得我在家应该不会想化妆的,我现在终于找到了这个神奇的契机。除此之外我还听了不少Zoom讲座,有不少在香港时间晚8-10点开,逼得我不得不早上8点前醒过来听。我也参与了不少网络志愿者小组,在忙碌中继续确认了自己的价值。我跟朋友们进行了很多次不同的线上check-in或者Zoom监督自习,我感受到也许网络劳工通过网络建立连接确实是international left去build universal solidarity的一个可能出路。

我觉得我的记录许多与纽约正在发生的事情无关,但却是我真真实实在纽约的所思所想。除了吃饱喝足,感谢纽约对我的精神喂养,这种精神的充实,让我天天产生有益的思考,让我现在过得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