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牛奶鸡蛋不会缺,善意和爱更珍贵 [by 小乐]

给澎湃的供稿

我和丈夫,还有三岁半的孩子,生活在和旧金山一桥之隔的伯克利。因为地处华人聚集的湾区,也因为是西海岸大城市,我很早就意识到新冠疫情发生在身边是迟早的事。

华人的煎熬

在过去的近两个月里,我看到海外华人因中国的新冠疫情备受煎熬,这种煎熬可以总结为三条:

第一当然是为国内的疫情揪心。

大家不分日夜的听、看、聊着步步惊心的疫情发展,组团购买防护物资,急送回国。 随着国内的需求增长,几天内市面上的口罩就抢空了。 大家顾不上日后自己没口罩用的风险,一心只想着支援战疫前线。

第二是在华人内部,人人自危和害怕自己被种族歧视之间的纠结。

因为新冠疫情起源在国内,所以从国内,尤其是武汉来美的人成了众矢之的。小区或者孩子学校,谁家最近有人从国内回来,消息会瞬间扩散。微信群里轮番上阵,规劝来人自行居家隔离,呼吁学校停课保护孩子,引发了一场场论战。可怜的是,很多华人一边人人自危,一边也恐惧自己和孩子成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有种腹背受敌,里外不好做人的崩溃。

第三种煎熬来源于现实和头脑中两个世界的分裂。

虽然身在国外,但很多人信息来源多为中文平台,所以心理感受更贴近国内。而在上周之前,大部分当地人对新冠病毒的认识还停留在流感上,大多见面时谈笑拥抱,生活云淡风轻。这多少让人觉得安慰,但也催生一种风雨欲来的焦虑。更别提因认识不同而产生的各种纠结,比如到底戴不戴口罩。

然而现在,这一切煎熬都被远远抛到了脑后。最近两周,美国的疫情快速恶化,政府管控剧烈升级,百姓们谈到病毒也都面容严肃。

所以过去的两周发生了什么,我所生活的这个小城的人们都经历了什么呢?也许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片段能让你们体会到一二。

在说这几个小故事前,我先简短介绍一下伯克利,因为一个地区的政策出台、社区反应,都和当地文化密不可分。

伯克利绝非一个面目模糊的小城。虽然它的面积只有上海徐汇区的五分之四,人口约12万也只有徐汇区的十分之一,却充满了传奇的故事和人物。著名作家Michael Lewis说过一句拉仇恨的话,“ 仅因为我住在伯克利,就让陌生人对我比住在其他地方,比如Palo Alto (斯坦福大学所在地), 更感兴趣。“

伯克利到底特别在哪里?这里是美国民权运动的大本营,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极高。这里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劳伦斯国家实验室所在地,满大街左派知识分子、科学家、艺术家、嬉皮和流浪汉。这里的空气里充满了love & peace的芬芳,书卷气和大麻味。 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有五个公共图书馆,大约20家独立书店,流浪汉也常常在加州阳光下享受读书。

谨慎又善良的路人

3月3号,伯克利出现第一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人,表面上看起来人们的行为方式并没有改变,但大部分人都知道了这个病毒不是流感那么简单。那个周末,我带着儿子去本地人最爱的Berkeley Bowl超市买菜,把车停在了地下停车场。我发现很多人已经把购物车装得满满的,似乎有屯粮的架势。

等我们买完菜出来,发现车打不着火了。家属走路去旁边的配件行买了移动电池,似乎也不管用。正当我们被困在地下一筹莫展时, 停在我们旁边那辆车的车主出现了,我随口问了这位中年女性一句,她是否有跳线电夹(jumper cable)她点了点头,打开了后车厢给我看。

接着,我很不好意思地问,她能否帮我们点着车,她就转身拿出来了连接线,递给我。在完全不说话的情况下,老公和她很有默契地接线、打火、收线,再还给她。她留下一个温暖的微笑,转身匆匆小跑去超市了。

或许是我想多了,但她在这个特殊时刻的全程沉默和果断相助,总让我觉得是一个完美的缩影:人们意识到了问题严重,和陌生人不敢再有热情的亲近,但依然坚定地保持着体面和善意。

以社会公正为己任的幼儿园

作为妈妈,从疫情一开始,我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学校关不关门。 一方面,我当然希望孩子健康;另一方面,我和老公都算是比较心大的人, 在城市只有几人确诊的情况下,也不希望学校关门,因为双职工家庭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让三岁男孩长期在家里待着,真的不知道如何运作。所以,当国内的长辈苦口婆心轮番上阵劝我们,别再送孩子去学校时,我也总是“嗯嗯啊啊”就过去了。

孩子去的学校,创办已有46年,是个一直坚持为不同族裔、阶层的家庭提供高质量早期教育的非盈利性机构。这段时间,校长已接连发了好几封信,详细介绍学校是如何通过各种措施,比如勤洗手、每日消毒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并且也乐观地表示不会关校,除非几种情况——比如公立校区整体停课。

3月11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病毒为全球大流行病,美国开始有公立学校停课关校,这是美国社会对新冠疫情感知的一个转折点。 从这天起,政策步步紧收,美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市场数次熔断,超市空架的照片也在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

3月12日,校长再次发信,告诉家长们如果关校,步骤如何,但再次表示这应该不会发生。谁知3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一个个州、郡、市接连宣布停课。当天晚上,伯克利校区也加入了停课大军。 脸书上看到哀鸿遍野的家长们,对于我, 这只等了太久的靴子终于落地了。

3月13日,果然一早收到校长关于停课的邮件,她表示老师会在接下来的一周继续上班,给家长如何在家带娃给予支持,同时也要商讨如何帮助无法在家工作的家长们。不是所有机构都提供在家工作的选项,低收入的家长在当前的局势下,更是无法承受不出门工作的。下午去接孩子时,老师和我们一一拥抱,孩子好朋友的父亲还乐呵呵地说:“回头约着一起去公园玩儿呀。”我当然感谢他的好意,但默想还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吧。

周末情况继续恶化,周一一早又收到学校的一封长邮件。校长开头就说,有很多家庭和她提出,想要提供帮助给需要的家庭,也想要继续和大家保持连接,然后介绍了孩子们在学校的日程安排,提供了全校家庭的花名册,还有一系列的居家养娃建议。 下午收到了第二封信,是家长委员会的一位家长代表发来的。介绍了接下来,如何一方面保持老师的薪水,一方面给不同收入家庭分梯级减免学费。这是第N次,我们对学校感动又敬佩。

公民自发互助

尽管在媒体上,我们看到的都是疫情的一再恶化,超市被抢购一空的货架,但给我印象深刻的,却是同样喷涌而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青年中年人对在疫情中对自己角色的理解。

疫情严重以来,人们逐渐熟悉了一种说法,叫flatten the curve (压平曲线), 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采取行动,改变生活模式,是为了延缓传染病暴发时间,降低医疗系统短期负担,让医疗资源可以用于最需要的人群。

因为有中国大量的案例和研究在前,人们明确知道新冠病毒对不同年龄和身体状况的人,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严重性。于是很多媒体报道或政策宣传,叙事框架都是,让我们一起努力,保护脆弱人群。在个人主义主导的美国,这种叙事透着些利他主义的滋味。

在这个叙事框架下,大量的中青年人参与到提供帮助、邻里互助的行动中去。在邻居聚集的网络平台Nextdoor上,很多人发帖表示自己愿意提供帮助,也有人创建google sheet让需要帮助和可以提供帮助的人各自列出自己的情况,对接需求。有一天晚上,当我点开其中一个表格,看到当时正有40多个人在线添加内容,愿意提供帮助的表格已经有上百行,还在持续添加,瞬间就红了眼眶。

在伯克利这个公民意识浓厚、行动活跃的地方,人们参与互助的内容覆盖全面,创意百出。 比如,有很多人在当地小商户购买礼品券,帮助小商户度过难关。伯克利的文化地标Moe’s 书店,在他们的Instagram 账号上发图感谢大量跑去购买礼品卡的顾客。也有人发起直接给因为社会停摆、活动取消而失去收入的音乐家、服务生、剧场演员等人的捐款。

我还看到在那张表格里有这么一条:“我是一个全职的性工作者,因为新冠疫情,我已经完全没有了收入,就快要吃不了饭,没地方住了。”而她的求助,也的确收到了不少捐助。

大传染之下,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3月3号,官方公布了伯克利第一例确诊病例的行踪,这位30多岁的居民2月23日从意大利返回,症状轻微,自己在居家隔离,并且已经看过医生。

本地的微信妈妈群里,一个妈妈说:“我们学区发邮件的,这混蛋去意大利回来被传染了。”

我:“ 为什么是混蛋啊,那是病人啊。”

对方回:“ 明知道意大利有疫情,为什么要去?”

我无意消耗时间去争辩这句话是多愚蠢,立刻退了群,只是觉得心被尖刀狠狠扎了。在这种时刻,我最想躲开的可能就是这种恶意。

伯克利这座小城,在爱和恨、科学和愚蠢、包容和狭隘、融合与分裂的对抗中,赢得胜利的从来都是前者。在很多城市的人们忙着屯粮屯卷纸,甚至屯子弹的时候,伯克利的大人孩子们在图书馆关闭前排着长队,井然有序地背着大包,按照一个人75本,一个家庭300本的上限屯书回家。

在这场对于很多人而言前所未有的全球大流行病面前,我们不会缺牛奶面包,也不能缺失了文明、善意和爱(love &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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