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受害者情感 [by Eva]

原本鲍毓明性侵养女的新闻我没有打算深入研究的，因为又要考试了，想要专心复习。朋友说看了南风窗的报道本该愤怒的，却愤怒不起来，她为此而难过。我可以理解，就这一年时间来女性的愤怒已经到了一个顶峰了，红谷滩事件、N号房、包丽的死讯传来……她说她感到一阵无力，觉得改变不了什么，我感到越是我们在现有的框架下改变不了什么，越应该发声。

我本来也没有那么愤怒，直到读了财新的报道。文章的报道记者也是一个多次报道性侵案件的记者了，但她对女性的恶意也是我想象不到的。媒体素养是应该在工作中培养的，尤其是专门报道某个口的记者，有义务去多学习这方面的内容。她好像根本不能与受害者共情，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读过《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能不能理解凭借两人间悬殊的权利关系构建的恋爱假象是不足为信的。同样地，罗翔也做了一段讲述利用特定地位性侵的认定的视频。但即使如此还有人用受害者的感情去为加害人作辩护。受害人会对加害人有感情吗？当然会了。Kim对李阳这个家暴者有感情，甚至许多长期被囚禁性侵的受害者都对拘禁者有感情，因为他们依赖加害者来获得维持生存的物资，加害者也是他们唯一能有任何情感（无论正面负面）交流的对象，但是这能合理化加害者的行为吗？在这样不平等的关系下，受害者的感情是一种卑微的乞求怜悯，不是真正的爱与许可。疫情下大家不得不待在家里，也成为了一种变相的囚禁，在封城解禁之后激增的离婚数据让大家去反思情感关系，那更何况是那被美化成“爱情”的性压迫呢？纽约市最近发来的每日短信中，也包括了为家暴和性别暴力受害者提供帮助的24小时热线。女权小伙伴们在国内肺炎情况严峻时也发起了反家暴小疫苗的活动，张贴反家暴的宣传海报，但是张贴海报的义举却带来了对她们的骚扰。大家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遇到问题或是提出问题的人。

在动身去明尼苏达支持Jingyao之前，我读了林垚写的《“我也是”：作为集体行动的公共舆论运动》，深深感到这些应当作为普世价值的内容，根本没有被大家好好谈论，而我真希望每个人都能读一读这些内容，在张嘴批评受害者之前。对受害者的谴责，不是写作报道的记者这样一个个体的问题，而是整个环境的失败。今天早上林垚在《“中国病毒”之争与美国亚裔的命运》讲座里畅谈了三个小时，他说“平等应该是一种价值”，我以为我成长于大家信仰这种价值的环境中，转眼一看才知道这个环境早已失去了这种价值观。人们根本看不到强奸文化，又如何反对性侵；人们根本看不到社会不公，又谈何消除社会不公。

我想这是身边不少朋友近几天的真实精神生活。纽约最近两天每日新增死亡都有700多，不知道能不能让那些说新冠肺炎只是流感的人清醒一点，要说我们完全不为这数字感到紧张也是不可能的。而相比美国飞涨的肺炎，我们更为中国令人胆战心惊的新闻而撕裂。在家隔离让我们有了大把时间来关注这些事情，同时因为忍受着居高不下的确诊案例带来的精神压力，让我们对社会负面新闻变得更为敏感。我也想问问那些整日高谈阔论欧美疫情和经济金融的人，为什么在这种事情上不发声？敢问号称要保护中国女孩的中国男孩能不能出来走两步？他们看不到这个社会对女性的伤害，甚至连那个记者都看不到。假如每发生一个性暴力事件，大家就多学习一点知识，多一点反思和问责，这个记者还会停留在现在的认识水平吗？昨天我在另一个讲座里听几个律师梳理了从奥美定、三鹿奶粉到新冠肺炎的索赔问题，悲伤地感慨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好，而现在则是这些为人维权的律师都被人打压收声了，连做个讲座也要小心翼翼。政策从来都不会是完美的，而每发生一个新闻事件，都是一个契机来让人反思社会不公，来纠错来完善制度，我们却一次又一次让这些机会溜走。人人都蒙住双眼不作声，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我改变不了什么，正是这个邪恶的环境所期望的，每一个沉默者都是帮凶。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读一遍林奕含留给我们的话：“忍耐不是美德，把忍耐当成美德是这个伪善的世界维持它扭曲的秩序的方式，生气才是美德。”

昨晚我还听了另一个讲座讨论996ICU和数字劳工，讲者讨论了雇主、程序员（小资产阶级、先锋阶级）和用户的阶级关系，有人批评讲者的视角太注重阶级，应该多讲讲互联网公司的正面例子。我觉得很迷茫，来听这样一个标题的讲座的人，对听到内容所抱的期望居然是如此的。讲者讨论了程序员作为先锋阶级可以实现阶级的跃升，而应该更关心底层劳动者才能真正对抗剥削；我感到现实生活中的人也一样，充满了小资产阶级对更高阶级暧昧的想象，当看到鸡蛋与高墙偏偏要与高墙站在一起，而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更多时候不过是鸡蛋。那天我边复习边听随机波动的第二期节目，本来这是一期讲崔娃的节目，说起喜剧演员的内容本该可可爱爱，但不知怎么回事我又被这几个可爱的女人给说哭了，她们最后放了崔健的《红旗下的蛋》，节目结束了，我还沉浸在那种有力的悲伤中，只好多听几遍歌来安慰自己：“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